【博雅讲座】第二十五讲：从案头到出版：古籍整理理论与实践

2018年4月13日晚，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博雅学院主办的“博雅讲座”第二十五讲在重庆大学A区博雅小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学生刘懿阳担任此次讲座的主持人，重庆大学高研院邹羽教授为此次讲座的评议人。重庆大学高研院&博雅学院师生以及校内外对此主题感兴趣的师友参与了此次讲座。

考虑到此次讲座主要针对的是博雅学院的本科学生，顾青先生系统讲述了古籍整理的概念、意义及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并涉及了古籍整理从编辑到整理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顾青先生在演讲一开始就指出古籍整理在中华书局备受重视，同时也提到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困难。紧接着顾青先生抛出了此次讲座的八个主要问题：“什么叫古籍整理？”、“古籍能整理完吗？”、“整理古籍有什么用？”、“哪些古籍需要整理？”、“哪些人能够整理古籍？”、“古籍整理的’新善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整理古籍受法律保护吗？”、“整理古籍需要出版社吗？”。

针对“什么叫古籍整理”，顾青先生先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古籍的概念，然后指出自己的观点：凡是中国古代的文献遗存，都应该纳入古籍的概念中。古籍整理是方式手段，目的是让人读懂使用，促使整理不断满足需求。现存古籍数量大、种类多、读者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从数量上来说，整理完古籍虽然困难重重，但总的来说可以完成，但是从读者需求上来说，古籍永远也整理不完，顾青先生以二十四史的修订为例论证了重复出版的必要性。针对这一问题，顾青先生总结道：古籍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古籍整理是随着需求变化而变化的；古籍整理工作是长期存在的。古籍整理的目的主要有抢救、使用和创新。古籍整理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使古籍整理符合时代的要求，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对于“哪些古籍需要整理”这一问题，顾青先生指出：原则上说，所有古籍都应该得到整理，但事实上，古籍整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批重要的古籍没有得到整理。古籍整理的目标就是打造文献新善本，“新善本”的产生主要受古籍整理方法、古籍类型和文本性质、古籍图书的功能和对象、古籍整理本的组成四个因素的影响。好的古籍整理作品，往往是整理者和古籍编辑共同完成的。古籍整理编辑需要具备相关专业基础，并且经过长期培养、有实践经验。整理古籍受到法律保护，国家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法律。整理和出版是古籍整理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版引领学术进步。

分析完这些问题，顾青先生总结道：没有符合时代需求的古籍整理，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古籍整理对国家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相信古籍整理事业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为公众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随后，高研院邹羽教授针对此次讲座做出了三点总结：古籍整理是有担当的工作；此次讲座内容难度适合本科学生，听众受益良多；期待更多的优秀学子进入古籍整理领域。最后，两位听众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提问，顾青先生对如何看待某些古籍模棱两可的情况及古籍整理如何与互联网行业合作这两个问题做出了相应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