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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长张宗益: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

日期 : 2019-06-04
摘要
张宗益,重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曾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他是从工学转型经济学的“跨界人才”,认为学科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与重庆大学渊源深厚,未来更希望带领重大保持一流、颠覆创新。

张宗益

张宗益,重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曾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他是从工学转型经济学的“跨界人才”,认为学科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与重庆大学渊源深厚,未来更希望带领重大保持一流、颠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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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想象的四十年,高等教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

陈志文: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您会怎么说?

张宗益:应该是天翻地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超乎想象。那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大学条件这么好。这种发展路径在未来也很难复制。

陈志文:在这40年里,中国大学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

张宗益:现在,中国的大学规模已经很大了,在某些领域也已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水平。不过,我觉得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空间和潜力还是非常大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现在同样很难想象,未来中国大学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时,是什么样子的。

陈志文:近年来,高等教育逐步提质增效、加强内涵建设的阶段,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张宗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以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提质量为特征的新常态,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冲击大学的办学理念、发展思路、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设置、资源聚集策略等。

就高等教育而言,从发展目标上讲,其核心任务是提高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和人民满意度,具体体现为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为传承和创造人类知识文明所作的贡献;

从发展方式上讲,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率四者的和谐共进;就治理方式而言,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经难以为高等教育提供持续的动力,迫切要求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陈志文:高校发展坚持质量导向的意义何在?

张宗益: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长远发展阶段,这要求高校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思考大学长远的办学质量问题,尤其是深化对大学如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的认识。

一方面,坚持质量导向是更好地满足经济转型发展的长远需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作为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重要基地的大学愈发依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变革中,而创新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要求大学必须培养更具未来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创造能够更好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知识和技术。

另一方面,坚持质量导向是积极适应教育综合改革的客观需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是教育领域改革的基本思路,“管”的思路与“评”的原则的改变更要求“办”的主体主动适应。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管”的方式正在逐渐转变,也正在加强“评”对提升质量的作用,因此,对于“办”的主体——高等学校而言,应从根本上重塑始终坚持质量导向的意识。

此外,坚持质量导向是加快推动高等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升质量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所有高等学校发展的基本生命线。实践证明,高等学校要在竞争态势激烈、市场选择决定的时代维持办学声誉、提升办学水平,就必须始终坚持质量导向,在更高层次上对标定位,参与竞争。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

陈志文:您认为,该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张宗益:在新常态下,对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的把握,需要我们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准确把握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演进历程,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规律,并根据高校自身实际树立科学的质量观。

其一,密切追踪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动态演进。高等教育质量观经历了“合规定性”“合需要性”“合发展性”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合规定性”即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外部竞争持续增强,高校唯有适应不同主体发展需求即“合需要性”才能不断提升竞争力。此阶段,质量标准表现为对不同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从现在开始,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还需批判、引导和改造社会发展,“合发展性”所特别要求的创新能力成为关键性指标。

其二,树立符合大学自身实际的科学质量观。高校坚持质量导向,关键在于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科学质量观,因而必须遵循如下原则:第一,遵循教育规律,坚持着眼当前与适应未来相统一;第二,瞻望长远发展,坚持立足本土与放眼国际相结合;第三,符合发展实际,坚持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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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校长 张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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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合是时代的必然,要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

陈志文:您高考时选择了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1985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而后在重庆大学获得了硕士及工学博士学位。在成都科大和重大读书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张宗益:成都科大是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川大工学院与其它院校合并组建成立,现在已经并入四川大学了。成都科大为我打下了很好的理工科基础。那时候大学生很少,能上大学的学生都比较勤奋,我也如此。

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重庆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继续读研深造。后来,我的导师杨秀苔调入管理系新组建电力技术经济专业,我也就随之到了新专业。在重庆大学的这段跨学科经历让我在提高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视野,改变了我。

陈志文:后来,您在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又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英国的这段经历给您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张宗益:我在英国前后差不多有八年,1998-2001年在朴茨茅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英国的这段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对中国与英国的高等教育有了切身的直观感受与比较,也让我知道了世界高水平大学是什么样的,了解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慢慢理解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明白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社会匹配性和源头。

陈志文:您从电力自动化转到经济管理专业,跨了两大学科,能否讲一下当时的契机?

张宗益:于我个人而言,是很偶然的参与到了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但于时代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兴起,我的导师杨秀苔敏锐地意识到电力系统应该与市场经济接轨,就意味着电力领域今后需要很多人才参与市场相关工作,需要新专业培养电力相关的经济学人才。这一想法获得了电力部的认可,重庆大学获批90万创办电力技术经济专业,设在管理学院。

当时杨老师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我想,新东西总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就跟着过去了,开始学习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陈志文:我们现在都认识到,未来的学科要进行大规模交叉融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判断或建议?

张宗益:实际上,知识原本并没有学科的划分,过去的很多学者也是跨界的,知识结构非常综合。后来,随着知识增多,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形成了如今树状的学科分类,包括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科下往往还设有不同的方向。

过去这些年,学科的发展很迅速。知识细分的好处是研究可以更深入、更专门化。分科治学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基石和重要特征,过去它是人类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现在在一些方面则有可能成为限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学科体系是随着知识的增加而人为划分的,但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综合的,在单一学科下往往无法解决,需要进行跨学科合作攻关。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新的学科发展模式,一方面,在知识大爆炸的背景下,术业有专攻,要继续保持学科的纵深研究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学科的融合,以问题为导向,促使不同学科的人共同参与,加强横向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从高校组织形式上来讲,也并不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院系体制,而是要在保持院-系-专业纵向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设立交叉性质的研究院,加强学院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太空发电为例,就需要多学科合作攻关,对发电、传输、微波、装备、控制等问题既分工又合作。

陈志文:时代的发展不仅要求学生有交叉融合的知识背景,也要有综合性的能力。您对高校的通识教育是怎么看?

张宗益:从学生就业后的反馈来看,高校的通识教育还是要加强。通识教育包含的内容很多,而高等教育阶段需要学习的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知识中的核心内容。

一是历史文化知识,如世界文明与历史、中国文明与历史。其重点不在于历史知识点本身,而在于知识背后历史发展的脉络、原因、环境等等。

二是逻辑能力的培养,清晰的表达能让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表达,思维的逻辑性让人做事更加严谨,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另外,还有思想道德品质等等方面。

陈志文:您提到逻辑性,对于理科生来讲可能强一些,文科生的思维相对更加发散、跳跃性强一点。

张宗益:对。理科严密的逻辑思维让人能把事做成,能够落地;而文科的发散思维可以让人敢于想象。理工科的学生,强调逻辑,但可能缺乏变通;文科的学生,强调发散,但难免缺乏精准。

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使他们打破固有领域的思维局限。每位学生在校所学专业,都只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小分支,受专业所限,他们的思维和认识往往也容易受到局限。我们要引导学生广泛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不仅当好“专家”,还要当好“杂家”。

陈志文:重庆大学的通识教育做得如何?

张宗益:重庆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全国来说是做得不错的。林建华老师当校长时,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参与设计了重大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的十个主要成员之一。

学校在去年发布了《重庆大学本科教育2029行动计划》,将围绕“5C”(Creativity,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ntinuous learning ability)核心能力培养目标,重整和优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科学精神与探索创新、哲学审视与思辨求真、文化传承与沟通交流、社会认知与合作担当、自然生命与自我塑造等5大模块,形成重庆大学通识教育2.0版本,为大类培养、学科交叉、通专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重庆大学以理工科学生为主,逻辑思维严密,发散思维不足,重大的通识教育实际上也是要完善理工科学生的思维方式。重庆大学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加强通识教育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发展后劲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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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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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是大学的领路人,影响着大学事业的发展

陈志文:您之前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现在是重庆大学校长,您能对比下这两个学校的特点或者差异吗?

张宗益:西南财经大学是一所行业特色型大学,学科专业特色明显,规模不算大;重庆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学校的规模比较大,研究氛围浓厚。

从管理上来讲,由于西南财大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数量少一些,我作为校长需要了解的东西相对少一些,只要把财经及相关学科搞明白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就清晰了;而重庆大学的专业多、学科多,我作为校长需要了解的东西也非常多,管理难度也大一些。

另外,西南财大以文科为主,女生占比2/3,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重大以工科为主,男女比例1:1,学生的逻辑思维非常严谨严密,但语言表达意愿弱一点。我觉得,学校管理者一定要明白不同类型大学学生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课程,让同学们成为一个知识结构平衡的人。

陈志文:您在西南财经大学的5年,使西南财大有了长远、快速的发展。再次回到重庆大学,现在的重大与您85年刚到重大时留下的印象有怎样的不同?

张宗益: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过去重大的规模很小,一年就招几百个人;99年大扩招以后,规模就变大了,招生人数也随之扩大。

第二个变化就是基础设施变好了,过去大学的食堂、教室、图书馆等设施很简陋,而现在重大的设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先进的。

第三个变化就是教学质量和研究条件变好了。过去高校的预算比较紧,图书馆书籍有限,好书很难借到,前沿资料更是匮乏,查资料得用卡片或者人工翻查杂志。早期的教材大部分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撰的。

第四个变化就是师生之间的内在联结和情感变淡了些。过去学校住宿条件不太好,寝室紧张,新来的辅导员常常住在学生宿舍。

陈志文:从西南财经大学到重庆大学,您已连续担任了两所高校的校长。您是怎么看待大学校长这一身份的?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

张宗益:大学校长也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校长作为班子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其政治素养与人品、办学理念与视野、思维方式与能力等,都对大学的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以为,大学校长的根本职责有三个方面:

第一,继承大学的优秀传统。一是大学的共有传统,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二是大学的独有传统,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大学都有其自身的优秀传统,如重庆大学校训“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就体现了重大独有的优秀传统。

第二,弘扬大学的现代精神。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延续近千年而不呈颓势,其根本在于保持了与时俱进、 因时而变的现代精神,包括了人文精神、批判性思维等。

第三,成就大学的至善未来。校长往往被各方寄予厚望,能否带领大学面向未来、成就至善是校长的根本使命。如此,两个要件必不可少,一是共同愿景,二是行动计划。

陈志文:大学校长可以说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那么校长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胜任这一岗位?

张宗益:我认为,首先,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德者才能服众,有才者才能成事,大学是社会道德的高地,稍有闪失就会招致社会的强烈质疑,德才兼备是对大学校长的基本要求。

其次,要熟悉规律、坚守理念。在历史上,杰出的大学校长一定是有独立见解的教育家。我以为,大学校长须首先熟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熟悉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丰富的治校经验,同时敢于坚守自己的理念和举措,敢于直面质疑和挑战。

第三,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大学校长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者,是大学精神的守护者,是大学管理的谋划者,但不是事必躬亲的执行者。因此,要能凝聚班子的团结性,调动中层的积极性,依靠师生的主动性,要让全校师生都想干事、能干事、愿干事,知人善任、选贤用能是大学校长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第四,要具备国际视野、前瞻意识。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国际化,大学的竞争已经完全走向了世界,尤其需要校长有国际意识,紧跟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一流大学要在国际可比的关键指标上进入世界前列。另外,当前高等教育的分化与重组正在经历中,新的格局还在形成之中,这要求校长能够提前谋篇布局。

第五,要思维敏捷、真抓实干。大学的现代精神本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校长必须有敏捷的思维,能够紧密追踪大学发展的前沿信息,放眼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然后根据外在的情势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学治校举措。同时,把学校的愿景、目标、举措落到实处,关键还在于真抓实干,不浮躁、不急躁,踏踏实实地认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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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远大理想,在发展中解决高校发展的问题

陈志文:2019年是重庆大学90周年校庆。作为校长,从宏观上讲,您希望把重大带领到什么方向上去?

张宗益:一代又一代重大人,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躬耕不辍、砥砺前行,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未来,我觉得重大至少要长期保持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在这个基础上,要为服务国家和重庆的重大战略需求作出重要贡献。

陈志文:您对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有怎样的理解?

张宗益: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陈敏尔书记一直把大学看得非常重,要求大学引领城市的发展,亲自到重大为重庆市高校的学生作报告,用总书记的话语激励勉励大学生立志报国。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对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一个大学的水平决定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大学的品质决定一个城市的品味”。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这就意味着重庆在西部地区要起领头羊的作用。而重大则要成为这一作用的关键,因为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

在过去,重大为重庆培养输送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是支撑和引领重庆带动西部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未来,重大也会着力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提高人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当前,重庆正全面推进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重大第一时间予以响应,向市委市政府上报了《服务方案》并全面推进实施。

日前,重庆市委市政府也针对我们上报的《服务方案》,又专门出台了有关《支持方案》,从带动大学城内涵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供给、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进高端智库建设、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等五大方面,遴选确定了17项具体任务,给予重点支持,再次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重庆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陈志文:重庆大学将如何借助服务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契机,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

张宗益: 重庆大学将抓机遇趁势而为,谋发展砥砺奋进。我们正按照“对标一流、追求卓越、服务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要义、以卓越为灵魂,重点聚焦布局新增长点、汇聚办学资源、完善体制机制、办好民生实事四大方面,大力推进观念转变、实践创新和制度变革,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内涵式发展,努力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一是推动学科调整优化提升。强化工科、夯实理科、振兴人文、拓展医科、推动交叉,深化内涵建设,打造学科高峰,着力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流学科体系。

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中国特色重大风格的一流本科教育体系;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提升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创新能力整合、资源集聚和空间拓展,构建多类型、多层次、高水平的“1+5”科技创新体系,以全新的体制机制,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

四是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坚持质量标准,突出绩效导向,研究制定绩效工资方案,修订职称评审条件和办法,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着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五是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支持本科生出国访学;推动各学院与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合作,共建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大力引进全职外教,倒逼国际化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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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当前,您觉得重庆大学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张宗益:重大的底子非常扎实雄厚,老师的实力也很强劲。我认为,重大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树立远大理想,以此激励老师们奋斗。我们将致力于在重大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大家心情舒畅,同时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奋斗。

在老师方面,学校会做好引领和服务,激发教师的家国情怀和远大抱负。我不希望老师做没有挑战的工作,做被动的工作。重庆大学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大学A类,是国家队最靠前的方阵,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工作,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奋斗。

在过去这一年里,重大在具体的政策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上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说在人才评价上,重大着重构建了综合性的激励机制,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我希望老师们多做从0到1、颠覆性、引领性的事情,少做跟踪性、拓展性、补充性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要盯住一流的事情做。

在学生方面,我希望同学们人格健全,有远大抱负、崇高理想以及家国情怀,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一方面,我们会加强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加强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通过通专融合的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拓展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具备应对未来四五十年工作中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重大要着眼于未来,关心学生的培养。我希望在崇高理想的引领下,重大学生能够长期、可持续地为国家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

陈志文:重庆大学的优势是工科,您打算如何突出重庆大学的特色?您对重大的学科建设有怎样的考虑?

张宗益:重庆大学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有很多高原学科,但还缺乏高峰学科。在9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以服务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逐渐积淀并形成了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匹配的两大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体系,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一是形成了机械、电气、动力、采矿、冶金、材料、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等与工业体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二是形成了城乡规划、建筑、风景园林、土木工程、给水排水、城市环境、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等与城乡建设体系配套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

重大还是首先要做好优势学科,实现科技领先,不断地产生颠覆性、创新性的科技成果。一方面要发展应用科学,影响并引领产业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发展基础科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这些方向性的要求和目标最后都会落实到具体学科上,包括电气学科、机械学科、土木学科、人工智能、法学、经管、新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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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益(左)、陈志文(右)

陈志文:说到科研,高校目前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去改善?

张宗益: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有其发展逻辑,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过去中国高校要成为优秀大学,需要追赶,需要培养最优秀的教师和最优秀的学生,而这两项很难同时达到,要有先后顺序。

老师如果没有科研经历,就会缺乏讲课素材,很难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优秀的教师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做好科学研究是必须的。现在我的理念仍然是,重庆大学的青年教师一定要把科研做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大学做科研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创新平台,为青年学生创新潜力发挥提供一个舞台。

客观上看,“重科研、轻教学”也是转型期评价体系不完善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结果。正常的情况下,老师教学讲一个小时,需要备四个小时课,但现在大家往往把备课时间省下来做科研了。因为科研成果对于老师们评职称、拿奖励有帮助。此外,过去对大学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学校可支配的资金少,而科研项目成为了增加资金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随着国家投入增大,以及学校转型的成功,“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会逐步改善。

陈志文:我非常赞同,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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