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斋讲座】第一百讲——五四：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2019年5月30日晚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先生来院讲座，他以“五四：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为题，在重庆大学博雅小院报告厅做了文字斋讲座第一百讲，讲座由李放春副院长主持，参加讲座的师生包括重大高研院、以及校内外的师生近百人。

许教授在讲座中紧扣“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纠结于这两大自觉的内在冲突。在许教授看来，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普适性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而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更强调民族的差异和族群特征，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这两大自觉冲突的出现，徐教授认为是来自于启蒙运动在后发展起来的国家特点有关。他认为对英法而言，启蒙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融而为一，不存在张力，但对德国、俄国、中国等后发展国家来说，文明是外来的，而文化自身的，文化与文明就产生了内在冲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中国传统的华夏文化就是具有人类意识的普世文明，即所谓的“天下主义”，但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取代了中国占据的普世位置，而使中华文化从普世文明下降为特殊的民族文化，更使得文明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了撕裂。

在此基础上，许教授进一步指出，“五四”是文明自觉的时代，而不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五四”运动的起点，便源于“文明”问题的提出，而新文化运动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便是中西文明的比较。无论是《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都加入了这场东西文明的大论战，双方虽然观点各异，但其论述方式都是“文明”的，都试图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下，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生死存亡的危机使得中国民族的未来不再到世界的普世潮流中去定位，而是要到中国自身得文化传统中去发掘。许教授以中国本位文化大论战为例，指出论战双方都分享着文化工具主义的预设，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被掏空了民族文化实在内涵的、反文化的文化本位。

最后，许教授指出，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一、如何“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世界人类普世的文明。只有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合二为一，不再撕裂和对抗，中国才能走出百年来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自信，再度成为一个对人类有担当的世界民族。

在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积极提问，许教授也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觉、文明自觉之关系”、“十教授宣言背后国民党政府之影响”等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使在场师生们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