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在重庆大有可为”

贺耘（左二）与团队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出生于重庆大足的贺耘，曾在国外工作生活了16年。2012年，贺耘作为海外高层次专家来到重庆大学，和同事一起建立了重大药学院。

　　几年时间里，他的科研团队从3个人发展到20余人，并在重庆搭建起多个“产学院”平台。谈及当初为何回到重庆，贺耘说，除了故土情结，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庆医药产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大有可为”。

　　“拼命三郎”搭建起多个科研平台

　　10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药学院。贺耘的办公桌上，有一台高高的架子，这个架子，是他用来放电脑，站着打字、办公用的。

　　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贺耘，去年带领团队与重庆医科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实现世界上首次对阿波霉素三种化合物的全合成。

　　“抗生素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已成为临床治疗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贺耘解释，因此，团队用6年时间实现对阿波霉素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以开发新型抗生素。这样，药物用量只有青霉素的1/100，效果却一样，其有望在未来2年内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团队成员李亦舟建立的“DNA编码分子库”，可大幅缩短创新药物研发周期；团队正在进行的“绿色抗生素”项目，已经过科技部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多轮评审，预计后年开始临床试验……在重大药学院，已经聚集了20余人的科研团队，论文和成果颇丰。

　　为了促进成果转化，贺耘还带领团队在两江新区组建了重庆两江药物研发中心，在巴南建起国际生物医药城，以及“药物先进制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天然产物全合成与创新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国际高端药物技术转化平台”等多个研发平台，以整合企业、高校和政府的资源，促进重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我也想回来做点事，帮点忙”

　　贺耘曾在国外待了16年，为什么回重庆？

　　2006年初，贺耘接受罗氏公司的邀请，回上海工作。促使贺耘改变的是一个朴素的想法：“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亟需医药研究专业人才。”

　　在上海发展顺风顺水，为何又选择回到重庆？

　　“重庆大学药学院的前身是2011年成立的创新药物研究中心。”贺耘说，重庆曾是全国五大老医药工业基地之一，基础非常好；制造业很强，具备较强的化学药物生产能力和技术积累；中药产业特色也非常明显；医疗器械自主创新优势也十分突出，每年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化学、药学毕业生有上万人。

　　“综合这些优势，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希望重新组建药学院，配合重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我也想回来做点事，帮点忙。”于是，2012年9月，贺耘回到重庆，参与创建重庆大学药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重庆有很多人才支撑的好政策”

　　目前，贺耘及其团队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抗癌抗菌类创新药物研究，二是国际临床新药引进。

　　“我们通过两江药物研发中心、重庆大学药学院等平台，吸引人才和技术落地到重庆来。”贺耘说，早些年，国内的科研条件等与国外相比有差距，但如今，无论收入还是科研条件，差距都在缩小，“比如收入，现在国内高层次人才和在国外待遇接近，一些好的科研单位待遇甚至超过国外。”

　　在贺耘看来，重庆非常重视创新，不断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比如2019年通过压缩市区两级财政的一般性支出，新增了10亿元的财政资金作为科研经费，“采取投资补助、重大项目奖励、政府购买等方式，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全市科技创新水平；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科学家也有更多的自主权，简化了审核程序。”

　　此外，重庆市有很多人才计划项目，“比如科技局有重庆市杰出青年，教委有巴渝学者，组织部有英才计划，人社局有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项目等等，这些都是重庆加强人才支撑的好政策。”贺耘说，在政策上，重庆也有很多好的导向，引进更多的资源如企业等一起做相关创新药物的研发；还有人才房等配套设施都在完善。这样，团队、人才就会聚集，从而打造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研发生态圈。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