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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教授谈“当代文学”的“极限”与“下限”

日期 : 2021-05-08
摘要
2021年5月8日下午3时,重庆大学人文大讲堂第八讲暨高研院院庆十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文字斋讲座第116讲:“当代文学”的“极限”与“下限”——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在重庆大学A区文字斋学术报告厅举行。

2021年5月8日下午3时,重庆大学人文大讲堂第八讲暨高研院院庆十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文字斋讲座第116讲:“当代文学”的“极限”与“下限”——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在重庆大学A区文字斋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兼任研究员罗岗主讲,由重庆大学高研院&博雅学院教授郭春林主持。高研院&博雅学院部分师生及校内外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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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从“当代文学”的两个意涵说起——即,当下、此刻的文学以及文学史范畴中的“当代文学”。文学史范畴中的“当代文学”必然涉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与“新中国”等概念必然关联着“现代化史观”、“革命史观”等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之所以放在“五四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世界秩序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对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这才爆发了“五四运动”。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也是“现代化史观”替代“革命史观”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格局中,美国社会科学界提出了对抗苏联的“现代化理论”,它由一定的社会科学指标进行支撑,比如民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等。这在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启蒙的叙述、知识分子的叙述成为主流。但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也逐渐产生影响,较为重要的是“再解读”与“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唐小兵等人在北美的学术语境中,从批评理论的角度出发,为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找到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洪子诚则区分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不同,进而提出“一体化”的概念。蔡翔从“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克服”的角度研究“50-70年代的文学”。洪子诚与蔡翔通过自己的研究,把“当代文学”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里“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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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讲到,在文学史的脉络里,有一部分学者从“晚清”、“鸳鸯蝴蝶派”和“左翼”等文学现象出发,重绘了百年中国文学地图。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是其中的代表。王德威认为,无论是启蒙主导的叙述,还是革命主导的叙述,都压抑了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在这套论述里,“革命”与“摩登”产生了某种关联,陈建华著名的“乳房的现代性”等研究从身体的角度切入现代的脉络也成为一种范例。

但很快,对“纯文学”的反思与“社会史”视野的加入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学者进而提出“新文学”的“终结”与“文学史”研究的危机问题。格非在2010年提出“现代文学”的终结问题。罗岗认为,文学需要走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圆的循环,必须打破这一循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解放。王晓明则在2011年提出当代文学的“六分天下”之说。其中,纸面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区分是较为重要的问题,于是,当代文学的数码转型成为新时代必须直面的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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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讨论了如何重新思考“网络文学”的问题。他认为,“网络文学”是一套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模式,是数码资本的新前沿和新边疆。如何透过网络文学来思考“数码转型”和“数码资本主义”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如果按照数码时代的劳动,也即“数字劳工”的思路来推演,“网络文学”也许就是数码时代的“劳工文学”。

在总结环节中,郭春林点出了文学史研究在当今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当代文学的研究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个人化,未来也许很难再建立起一个文学史研究的体系和结构,文学研究的边界可能会被不断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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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罗岗对学生们的疑惑进行一一解答。在郭春林的简短总结和同学们的热情掌声中,本次讲座顺利结束。


曾佐伶 责任编辑 博雅学院